丢失了125年的美国《权利法案》原始文稿，慈禧太后的水晶球，罗丹的《断鼻人的头像》，伦勃朗《自画像》，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盔甲、赛珍珠亲笔校订过的《大地》手稿…….二十年的FBI生涯中，罗伯特•K•惠特曼追回了价值数亿美金的艺术品及文物。邦德和福尔摩斯的故事和他的真实经历比起来，实在是逊色多了。

相貌平平的人

2000年12月22日，还有三天就是圣诞节，大地被皑皑白雪所覆盖，斯德哥尔摩市沉浸在节日前的欢悦之中。下午4时45分，瑞典国家博物馆最后一批参观者正在出口处穿大衣，准备离开。就在这几分钟里，数名歹徒将一辆马自达和一辆福特轿车分别停靠在通往博物馆的两条马路当中，他们先将一种淡黄色的液体浇在了轿车上，随后便点着了火。紧接着，他们又将钢钉撒满了路面，防止警车从这里通过。

熊熊大火霎时燃起，三名头戴滑雪头盔，拿着手枪和轻型机枪的歹徒冲进了博物馆。

“都趴下”领头的劫匪高声大喊，手枪直指保安的脑袋。

其余两名歹徒立刻朝二楼冲去，显然，他们曾经研究过博物馆的平面图，此次行动目标十分明确。他们用螺丝切割机飞快地从墙上取下了一幅既没有玻璃罩防护、也没有摄像探头监视的伦特朗的《自画像》，塞进了手提包。之后，他们又切断了悬挂在两幅雷诺阿作品上的钢丝，抱着三件艺术品返回了一楼。

三名劫匪冲出博物馆大楼后，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向着码头狂奔。那里，同伙正在一艘快艇上等待着接应他们。劫匪上了快艇之后，便向东驶去，经过了斯克普肖尔姆岛附近的海域，钻过了丹威科斯图尔桥，开往海湾的另一端。在一个渔民常用的港口上，他们拴好船，跳上了岸，在人群中消失地无影无踪。

瑞典举国上下陷入了悲伤中，雷诺阿名作的丢失无疑令人震惊心痛，而伦勃朗的油画自1956年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后便被视为国宝。

在绘画史上还没有哪位画家像伦勃朗•梵•莱茵那样痴迷于为自己画像。从1620年的蓬头青年到1669年须发灰白的老翁，他为自己花了90多张自画像。国家博物馆丢失的《自画像》创作于1630年，是伦勃朗五幅铜版画中的一幅，也是最小的一副，大小相当于一本精装书。画作中，伦勃朗穿着深褐色衣物，黑色贝雷帽随意地扣在栗色卷发上。他表情漠然而坚毅，同时又流露着些许敏感与脆弱。贵重的金箔涂层使颜色闪闪发光，像要跳出来一般。小小的平面空间居然浓缩了如此内涵丰富的肖像画实在令人吃惊。这幅画在17世纪时首次被出售，价格为35弗洛林，即35美元，时至今日，要出价4千万美元才有可能得到它。

伦勃朗自画像

为了将被盗的画作尽快找回，瑞典当局急切地寻求着国际帮助。他们想到了惠特曼。这位曾追回过秘鲁金盔甲，慈禧太后的水晶球，罗丹《断鼻人头像》等国家宝藏的，有丰富艺术品犯罪侦查经验的FBI特工无疑是找回三幅画作的不二人选。

惠特曼接受了瑞典当局的邀请，虽然他没有料到未来他将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追回全部的画作，但对艺术犯罪侦破工作来说，五年并不算是很长的时间。

当局很快就发现了其中一幅被盗的作品——雷诺阿的《交谈》，但其余两幅画仍下落不明。2005年3月25日，下午三点。洛杉矶当地反组织犯罪大队在搜寻毒品时，拘留了一名欧洲犯罪集团的嫌疑人。当警方对他的物品进行检查时，发现了一幅油画——画上是一位脖子上扎有蝴蝶结的年轻女性。经鉴定，这幅画确是5年前瑞典国家博物馆失窃的另一幅雷诺阿的作品《年轻的巴黎姑娘》。警方立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使他供出了伦勃朗《自画像》的下落，以及持有人的姓名与联络方式。惠特曼意识到，追回瑞典国宝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我要假扮成一名在美国的欧洲犯罪集团的艺术专家。”惠特曼向瑞典同行，斯德哥尔摩的马格纳斯•奥斯瓦尔德侦探解释到，“我飞到哥本哈根，然后与斯德哥尔摩的画像持有人取得联系。”

这不是惠特曼第一次进行伪装了。对他来说，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伪装成艺术品商人或收藏家，与窃贼、骗徒、黑手党、掮客交易周旋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有利的是，他长着一张难以被记住的面孔，没有任何特点，没有伤疤。他就是那种相貌平平，走进入群里就会立刻消失不见的人，就像停在树干上的伪装蛾。

9月15日上午10点，惠特曼入住哥本哈根斯坦迪克旅馆，他像往常一样，使用假护照在旅馆登记入住。此时，瑞典警方打来了电话：3名盗贼是乘火车来的，其中一人拿着用购物袋装着的油画，他们还在丹麦和瑞典的边界换了车。

巴哈•卡德胡姆将近30岁，一头黑发，瘦长脸，皮肤灰黄，半眯着的双眼，穿着名牌牛仔裤、T恤衫和一双高档皮鞋。他是三人中的头目，在博物馆拿枪指着保安脑袋的人就是他。当他得知有人愿意用25万美金购买《自画像》时，他高兴地快要疯了。这幅画太引入注目了，终于可以将它以高价脱手了！

抵达哥本哈根后，卡德胡姆与同行的弟弟以及瑞典人林德格伦在接头的旅馆外绕了好几圈，以此确保没有人跟踪他们。惠特曼给他们打了电话，要求在旅馆门厅会面。

他们事先便商量了要如何进行交易。惠特曼和卡德胡姆一起上楼，进入房间。卡德胡姆先确认现金，惠特曼再要求看画，而画放在旅馆外的另外两个人身上。

走进房间的卡德胡姆显得十分神经质和焦躁，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惠特曼拍了拍对方的肩膀，确定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看过手提箱里的现金之后，卡德胡姆便走出了房间，声称几分钟后会带着画返回。

半小时过去了，卡德胡姆依然没有回来。惠特曼开始回忆已经实施的计划中是否有疏漏的地方。瑞典和丹麦的警方在隔壁和楼上都设立了埋伏，惠特曼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顶灯里安了一个微型探头。

其实，卡德胡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了警方的天罗地网之中。他下楼后，和另外两人汇合，3人去了另一家旅馆。在那个旅馆里，第4个家伙才是拿真画的人。

终于，卡德胡姆拿着一只被绳子扎紧的红色毛毡袋重新走进了惠特曼的房间。惠特曼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袋子打开。

“你将画拿出过画框吗？”惠特曼问。

“我从未碰过它。”卡德胡姆回答。

“你是艺术品爱好者？”

“不，这一切只是为了钱。”

惠特曼拿着画走进了卫生间，用一支小型紫外线灯检查了油画的真伪，以及是否有损坏的情况。在确认这就是失窃的《自画像》无误之后，他立刻发出了信号。

“成交！”惠特曼朝卡德胡姆大声说。

房门猛然被撞开，五名身穿防弹衣，手持半自动步枪的丹麦警察蜂拥而入。

“不许动”他们命令着试图逃跑的劫匪。

惠特曼站在一旁，紧紧地护着那幅名画。

美国大兵与日本秘书的孩子

罗伯特•K•惠特曼（Robert king Wittman）于1955年在日本东京出生。他的父亲是朝鲜战争时驻扎在东京的美国大兵，母亲则是一名日本女秘书。1957年，惠特曼的父亲带着一家人回到了美国的老家——巴尔的摩市，并在那里开了一家古董店。

后二战时期，美国上下弥漫着对日本人的厌恶情绪。惠特曼常常看到周围的人对母亲骂骂咧咧：“日本鬼子”、“日本猪”。他和哥哥在社区里也受尽了歧视。从小学到升中学，惠特曼每天都关注着报纸电视上关于民权运动的报道，他渴望着能有一种力量可以解救母亲与弱小的自己。他慢慢发现，在民权运动抗争过程中，似乎总是可以见到FBI探员的身影。他们保护着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起诉那些心胸狭隘、迫害弱者的恶棍。他问母亲，FBI究竟是什么人？母亲也并不了解FBI，只是说听起来他们像是正直高尚的任务。那时流行一部美剧叫《FBI风云》，每到周日，惠特曼全家都会齐聚在新买的彩色电视机前收看这部美剧。

大学一毕业，惠特曼就决定应征FBI。他拨通了电话，兴奋地告诉接线员自己符合FBI每项要求：24岁，是大学毕业生，也是美国公民，且没有犯罪记录。

“这样很好，孩子，”接线员以尽可能亲切的语气对惠特曼说：“可我们希望应征者能先有3年工作经验。你到时再打电话来吧。”

泄气之余，万般无奈下，惠特曼加入了父亲创办的农业月刊《马里兰农夫报》。他大学时的专业是政治学，关于新闻业和农业都是一窍不通。但很快他就学会了排版，写报道，设计头条，寻找广告商，也从分不清安格斯牛与荷兰牛的门外汉成为了一个专家。

1988年的一天，了解惠特曼FBI梦想的妻子唐娜拿了份FBI的征人公告给他。惠特曼耸了耸肩，想起了几年前那通让自己至今尴尬不已的电话。而在尴尬的情绪消失之后，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些与荣耀、责任、正直、高尚……有关的所有画面。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已经32岁了，FBI的征人上限是35岁。

这一次，惠特曼通过了能力测试，被调查局录取后他很快就进入了急训状态。同期有50名受训者，除他以外，其余大部分新进人员都具有执法背景，不是退役军人就是警察。

受训最后几周，惠特曼被分配到了费城。1988年的费城是一座脏乱又昂贵的城市，他对这个分配结果并不满意。然而，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命中注定的。当时的费城拥有全美国最顶尖的两座美术馆，以及最大的考古收藏。他刚到费城报道，两家美术馆便分别遭到抢劫。自此，他一生的事业定下了方向，开启了追缉国家宝藏的探员生涯。

那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里根本没有几个探员办过艺术品犯罪的案件。彼时，美国绝大多数的执法机构也都不重视失窃艺术作品的追查。尽管艺术品盗窃案是排在毒品交易、武器贩卖、洗钱、人口走私之后的第五大案件，但在惠特曼任职FBI时，联邦调查局里130000名探员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在追着本•拉登的影子跑。这样的局势对惠特曼来说是有益的，上级信任他能做好份内事，准许他在费城自主工作。

1999年，惠特曼遇见了日后将和自己共同被编写进FBI艺术犯罪培训教材中的对手——乔舒亚•拜尔。

乔舒亚•拜尔是美国圣达菲一家印第安古董艺廊的老板。惠特曼接到线报：拜尔涉嫌非法贩卖大量印第安宗教文物。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惠特曼和搭档挪威警探埃尔法·赫斯比决定卧底前往，寻找证据。他化身古董采购顾问鲍勃•克雷，赫斯比是他的客户，一位欧洲石油大亨。他俩一身富贵的打扮出现在拜尔的艺廊，并对祭祀文物表现出十足的兴致。拜尔上了钩，主动上前攀谈，向他们热情讲解起艺廊的展品。四十多分钟后，“石油大亨”和他的“古董采购顾问”什么也没有买就离开了。

“还没有什么让我们感到心动的东西。”鲍勃•克雷对拜尔说。

第二天，二人又来到艺廊。这一次，他们看到了“火鸡羽毛”。

“火鸡羽毛”羽毛是文物走私界的通关暗语，实际上指的是美国联邦法典明文规定禁止贩卖的老鹰羽毛。鲍勃即提出让拜尔弄一顶有老鹰羽毛的作战边帽给“石油大亨”赫斯比。假如拜尔弄到了作战边帽，那就证明他非法贩卖的罪名成立，因为老鹰羽毛的作战边帽只有在博物馆才会出现。

拜尔想也没想，一口便答应了。之后的日子里，惠特曼几乎每天都和拜尔通电话，有时还会一起吃饭聊天。除了“生意”，他们还会谈到彼此的家庭。渐渐地，惠特曼意识到自己动了恻隐之心。

三个月后，拜尔找到了一顶鹰羽帽。帽子上的一个小标签写着“RI66Y”，这明显是博物馆的馆藏编号。交易当天，他们约好在艺廊见面，事先埋伏的警探逮捕了拜尔。拜尔最终以非法贩卖或意图贩卖17件文物的罪名遭到起诉。在拜尔被逮捕的两天后，惠特曼收到了拜尔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主题写着：向过去的美好时光敬一杯。

侦办案件工作之外，惠特曼在联邦调查局费城分处员工支援项目兼职做协调员，负责照顾五百多名员工及家属的心理健康。每当有探员亡故，联邦调查局就会派惠特曼去通知死者家属，并在葬礼上低调地照顾、陪同他们。一次华盛顿全国警察周活动中，一名下身瘫痪的青年握着惠特曼的手，一面流泪一面高吼：“绝对不要受伤！向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受伤！”这名青年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哥哥和父亲。惠特曼努力控制着自己情绪，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

“火鸡羽毛”案被编进了教材，惠特曼也总结了卧底任务的五个步骤：评估对象、主动接近、建立友好关系、背叛对方、以及平安回家。

价值60亿美元的生意

二十世纪中叶，塞尚的《穿红背心的男孩》在伦敦苏富比正式拍卖会上以六十一万六千美元被卖出。这一刻预示着艺术品的价格进入了迅速飙升的时代。1989年，梵高的《鸢尾花》卖出了四千九百万美元的历史最高价，而仅过了一年，他的另一幅作品《嘉舍医师的画像》又以八千二百万美元的价格迅速刷新了记录。

艺术品价格疯狂攀升，艺术品犯罪事件也在与日俱增。随着此类案件的增多，一些国家开始设立专门负责艺术品犯罪的警力与工作组。如今，意大利有300名专职的艺术犯罪探员，法国的艺术防范小组有30-35个警力，西班牙和英国则有处理艺术案件的专案组。2005年，惠特曼创办了FBI艺术品调查小组（Art Crime Team），从75个申请者中挑选出了8名探员。尽管这些探员非常优秀，但还是将调查组的工作当作是兼职。另外，艺术犯罪组人员的流动率也很高，最初的8名探员几年后都已转调至其他职务了。美国并不是对艺术犯罪缺乏重视的唯一国家，事实上，艺术犯罪通常都不受各国政府的重视。“我们有的只是集体失职的范例。”

不仅政府如此，公众对窃取艺术品与古董等犯罪行为的容忍度也较高，部分原因是这类罪行往往没有具体的受害者。二十年的探案经历让惠特曼清醒地意识到艺术犯罪的受害者不是特定的某个人，但却偷走了人们的共同记忆与集体身份。尤其对一些曾经受到过压迫或者如今濒临灭绝的民族来说，艺术品也许就是祖先给他们留下的唯一记录。艺术品罪犯们偷走的正是人类的历史。

惠特曼抓捕的罪犯们

2008年，联合国在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脚下举办了首届“艺术品与古董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这个低调的研讨会持续了一周，云集了五大洲的全球顶尖的艺术犯罪专家，是艺术犯罪专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峰会。

来自那不勒斯第二大学的法学教授斯德方诺•马纳科尔达在研讨会上发言：“艺术犯罪是一门年价值为60亿美元的生意。”

受邀参会的惠特曼平静地坐在与会者中，此时他已经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了。他心里明白，60亿美元这个数字很有可能低估了艺术犯罪的利益。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只有1/3针对艺术犯罪提出过统计数据，部分国家还将古董非法交易默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艺术犯罪的“新时代“也早已开始。也许那些罪犯们就在不远的前方，像未知的海兽般在层层暗涌下伺机而动。

编辑/Ricky 文/钒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