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陈昊义，

读到Esquire实验室的《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一文时，

“看到文字编织成画面，

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我能够看到人物的神态，

能够体会到他的情绪。”

陈昊义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这篇特稿改编为电影。

以下是他的自述。

”

2004年，我大学毕业，台北似乎比以往更加湿热。那一年，教育体制一如既往地，僵化腐败；虽然加入WTO，可是失业率却有增无减； 2004年，是我患上抑郁症的第三年。我试图用三年的时间去改变环境，改变家人，甚至改变自己。可是我失败了，我也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语言。然而，总得试图说说话吧。那一年，好莱坞进口片在台湾全面开放。我内心第一次希望可以借由拍摄一部电影找回自己，也希望透过电影搭建起一座可以跟世界沟通的桥梁。

拍电影，没有钱，没有人，没有资源，也踉踉跄跄地进行下去了。因为“不务正业”，家里跟我断绝了关系，我也被断了金援。04 - 05跨年的前几天，我跟一起拍片的学长两人都穷途末路，为了能过一个好年，希望跨年当天可以吃一口热汤饭，我俩几乎以被施舍的状态被介绍去搭建台北市政府广场前的跨年舞台。搭建一百多个园游会帐篷，一天两百块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为了钱去做跟艺术无关的工作。我在寒风中咬着牙，抓起帐篷支架，第一下一用力，我就看到我的血从手指喷出来了，我被帐篷支架削下了一大块肉，那一天我连200块都没挣到，还好领了个便当回家，年还是要过啊…

于是我们想，既然苦力做不来，凭藉着青春的肉体与不错的颜值，加上忧郁的文艺气质，应该可以卖肉吧，难说还能赚一些钱继续把电影完成。于是我们战战兢兢的跑到台北林森北路（色情夜总会一条街），没有介绍人也没有门道，打算直接敲门一家一家去应聘，看有没有哪一家愿意招收男色。但经过一整晚徘徊游荡，最后仅有一点点勇气在夜总会门口的一个面摊吃一碗面，然后回家。

除夕那天我没回家，我弟半夜骑了1个小时的机车，给我送了5千台币，当时他才大三，已经比我有钱，他跟我说，哥，拿去，不用还。

2005年底，还是钱的原因，电影被迫终止拍摄，我到了一家当时声望颇高的设计公司上班。我被迫从电影中被拉扯出来，过了一段久违的“正常人”的正常生活。却也因此有了一次契机，从外面的角度审视过去拍电影的自己。那两年，物质生活过的还不错，可是我却越来越焦虑，每次想到没有完成的电影，我都感觉自己在腐烂。这样也好，攒了一点拍电影的钱，也有理由跟身边的人交代：我试过了。

离开公司后，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Sunday morning 》完成。在完成基础毛片拍摄时，我剪了一些样片，直接登门拜访一位文艺界的前辈——韩良露老师。这种行为，在现在看来，无异于与北影厂门口的等待名导提拔的群众演员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可是当时的我，却那么幸运地敲开了韩老师家的门。我自信又自卑，内心希望透过韩老师的品位与地位来鉴定自己的成绩，给自己继续坚持的勇气。那是一个寒冷的滂礴大雨的夜晚，韩良露老师看了我们的电影，拍手大笑，亲手为我们做了左宗棠鸡招待我们，他说他很喜欢这部作品，还说要帮我们把作品拿给王家卫看。这一切对于在黑暗凄惶的路上血肉模糊的我们来讲，似梦似幻。十年后的我，说起这一段经历，我的内心还是忍不住颤抖。后来很多次，别人问我最喜欢吃什么菜，我都会喜悦地告诉他，是左宗棠鸡。

那一晚，韩老师的肯定，让我在最彷徨的时刻给了我肯定与信心，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相信我辞掉工作完成我的电影这个决定是对的。随后我又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与跟我一起拍片的学长一起到马来西亚拍摄一部纪录片《赤道雨》，讲述马来西亚的游击队反抗大马政权的故事。由于有了过去两年的商业经验，我在本片担任制片工作，负责想办法筹措资金，（是的，我也能筹措资金了）从纯粹到创作岗位调换到制片岗位的经验让我对拍片有了另一个角度的思维与学习，该片也入围了日本山形纪录片影展。

拍完纪录片回来以后，还是得重新面对那个当初因为任性所生下来的孽种《Sunday Morning》。这是一部从出生就注定不可能上院线的弃儿，那并不意味着，她不动人。因为她的存在是如此的真诚与孤傲。既然她的诞生的过程都基于对体制的不妥协，那她的生存也只有继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于是我们也放弃了投放影展的方式，自己带着笔电、投影仪在街头巷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放映打游击，并为所选择的放映地点做了影像与文字的纪录。就像用一部电影的旅行去书写一个城市的论文，我们称之为游击电影运动，企图将电影从电影院中解放出来，去和观众不期而遇。这个运动维持了一年多，影响了一些艺文工作者，也收获了观众的真诚和感动。而我，也终于重拾了我的语言。

过去四年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任性的非商业的影片创作，竟然意外地为我们带来了商业广告的机会。第一部商业微电影Zespri 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一个以拍片的方式赚到钱的商业工作，此后开展了我能以导演为职的工作，很快的我就开了一家小公司，一边赚钱一边创作，受邀至印尼驻村做影像创作，也以一部台北为主题的短片，获得了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的首奖，也是因为这个奖项，让我因缘巧合的遇见未来把我带到大陆的贵人。

我被一个媒体集团的老板带到上海，帮他一起打造一个新媒体电视事业部门，在这个部门里我担任负责内容方向的创意总监，同时也负责品牌客户的创意与执行。这三年中，我大量并快速的学习到了在大陆工作与生活的历练，也因为各种国际项目的拍摄或交流累积了许多经验，这些国际项目打开了我的格局与思想，也从与各种品牌客户的互动中习得了“如何用商业包装艺术”的方式。

然而最终我还是很清楚我始终不想成为一个媒体人，我是一个电影人，这是我当初决定来到中国大陆的真正原因。于是在对集团的任务达成之后，我便离职只身到北京来，以个人导演的方式重新开始我的定位与生活。

十年来，我一直处于某种创作上的真空状态，《Sunday morning》已将我自己的故事说尽，而这个世界上动人心弦的故事，又怎么会只有这一个呢？我一直在聆听，也在寻找，直到遇见《黑帮教父》这个故事。看到这个故事纯属一个偶然，无意中读到标题，瞬间被吸引，一字一句读完后，我看到文字编织成画面，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能够看到影像，我能够看到人物的神态，能够体会到他的情绪。

这绝不是那种我们以为的简单而浅薄地英雄化的，而后变成一种扁平的商业和娱乐性产物，这甚至不是一个黑帮的故事！我彻底被感动了，像是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时代。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的后人，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命运的洪流不断的推挤、冲击，他从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变成古惑仔，变成风光无限的老大。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癌症和死亡面前，他是一个老人，诊断书上的字迹没有因为小弟们的恐慌和敬畏而产生变化。我看到了人性、生命、尊严与信仰，看到的是这个人身后的大时代。胡须勇一生的兴衰浮沉，完全贴合香港近代的整个发展历程，你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部香港近代史。

我想讲述这个故事，用我的内心，用我的方式。它让我回想起拍电影的初衷，让我庆幸自己未忘初心，我甚至开始感谢当初的自己，凭借一股傻劲儿，高估着自己的能力，步履蹒跚地坚持至今。在台湾，艺术家一称谓，在某些阶层等同于贫穷的贬义词。我记得有一次不得不去远方的表叔家里拜访，我和其他晚辈坐在闷热的沙发，表叔穿着发黄的背心，身后电扇嗡嗡嗡地响着，表叔喝一口高粱，抬起头对我说，哎呦，听说，你是艺术家喔！

命运将我从台湾一路带到北京，我就像一个徒步修炼了十年的疲惫行者，偶然抬头，却发现自己走到了武当山脚。我不知道究竟是电影找到了我还是我找到了电影，有一天我很认真的问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如果必须取舍，什么是我不能割舍的？我真切的看到，如果当我老死的那一刻我还在拍着电影，当我回顾我的一生是真正踏踏实实的以修行者的姿态完成每一部作品，那我这一辈子的功德就算圆满，完成了上天交代给我的使命，也不负上天对我额外的眷顾。

套一句电影台词来说：『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我觉得，不爱可以找得到无数冠冕堂皇的借口，真爱却找不到任何需要的理由，我与电影的关系大致如此吧。